北京德福专业医疗纠纷律师 姜德福 律师 13552612288 每个患者病情稳定后，都恨不得立马离开那个白色病房，但医院里的“钉子户”们却由于各种原因拒绝出院。他们有不走的苦衷，医院也有赶不走他们的无奈。 标签：苦衷 疏导机制 医患 寻医问药 导读：房屋拆迁时有“钉子户”不奇怪，可你是否知道医院里也同样有这样一群人，面对院方一次次的出院通知无动于衷，一呆就是数月甚至是几年、十几年？每个患者病情稳定后，都恨不得立马离开那个白色病房，但医院里的“钉子户”们却由于各种原因拒绝出院。他们有不走的苦衷，医院也有赶不走他们的无奈。 我也不想赖在医院 没有东北人的高大壮实，个头瘦小的黑龙江鹤岗市人老魏近两个多月来，每天7点，早早地把14岁的儿子放在轮椅上，从北京友谊医院医技楼7层病房挪到人来人往的门诊大厅，支上写有“还我儿子”等标语的纸牌子，双手不停地给无法动弹的孩子按、捏、搓、揉四肢，偶尔抬头看看围观者，以此向院方施压。41岁的他早在去年11月份便被告知：“孩子病情已稳定，可以出院了。”但老魏怎么也想不通，两年前还活蹦乱跳、和父母一块爬长城的儿子，怎么变成了无法自己吃饭喝水、不会大小便的“植物人”。 2007年8月1日，老魏的儿子因脑积水在友谊医院神经外科接受全麻手术后，出现乏力、走路不稳等症状。2008年2月25日进行的手术中，发生颅内感染，导致中枢神经被严重破坏。老魏认为，儿子成了现在这样，部分是医院的过失。他本想通过“赖”和“闹”的方式，迫使医院尽快给予治疗或提高赔偿费，但似乎并没有成效。最初医院保安、110偶尔还会来撵他，但现在除了偶尔有好心人给他们买点吃的、给点钱之外，已无相关部门过问，更无救助机构探访，一家三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我也知道自己采取这种极端方式不好，但实在没办法。”老魏对《生命时报》记者说。 为了给孩子治病，他已经负债五六万元，妻子因为伤心过度得了尿毒症，靠每周三次的血液透析维持生命。“老家的房子早卖了，北京又没地方住，让我们出去，我们能去哪？” 据老魏讲，目前医院承认在治疗出现的事故中负有一定责任，打算赔偿40万元，但老魏认为，这些钱不足以担负日后儿子的治疗及生活费用。当记者就此询问友谊医院相关人员时，被告知目前医院已起诉老魏，由于已进入司法程序，所以该人员拒绝透漏更多信息。 医院因此不堪重负 其实，像老魏这样赖着不走的“钉子户”已成为医疗机构公开的秘密，不管是大医院还是小医院均难幸免。北京天坛医院医务处处长王强感叹“终于有媒体来关注这个现象了。”他坦承，类似老魏的“钉子户”在他们医院有7个，最长的“赖”了7年多，甚至有亲属把病房当成旅店，晚上住宿白天出去捡破烂为生。医患双方的这种“持久战”令医院有点“吃不消”。 “首先，他们占用医疗资源，不仅损害院方利益，无形中其他患者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长年研究医疗纠纷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鑫表示，大型医院床位大都非常紧张，“钉子户”长期占据一个病床，就会使另外一个病人延迟入院治疗。经常与“钉子户”打交道的王强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说，这些患者往往不愿通过正规渠道解决问题，不管你怎么说、怎么劝都不听，说不走就不走。“我们医院病人平均住院时间为15天左右，赖上一年，光这张床的病床费就高达20多万，再加上他们拒绝负担的医疗费，因治疗或照料产生的医护人员人工费、设备费用等等，已成为医院呆坏账的主要原因。” 其次，损害了医院形象，甚至可能致使其他病人效仿。拿老魏来说，他除了“霸占”医院一张病床外，还在门诊“宣传”医院的负面形象，可以说已经影响了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如果有其他患者效仿，就会导致恶性循环。“医护人员尤其是当事医生看到这种现象，情绪会大受影响。”刘鑫说。 “其实，最后受伤的还是患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三甲医院医务处处长无奈地表示，这类患者的增多无疑增加了医护人员的压力，让他们面对危重病人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尽力救治，而是如何自保了。“长此以往，中国的医疗技术如何发展？谁愿意再给危重症病人看病？” 三类人成为“钉子户” 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龚楠在处理医疗纠纷上也有着多年的经验，她说，目前医院的“钉子户”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像老魏这样认为医院存在过错，导致病情恶化的；二是因第三方侵权未承担责任或责任方未明确的，比如在交通事故中，肇事方潜逃或无钱及时支付患者医疗费的；三是因亲友遗弃或拒绝接回家的，这部分以老年人和幼儿为主。“老龄化社会的加重，使得越来越多的慢性病老年患者赖在医院。”上海市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院长范关荣补充说，每年都有慢性病人因病情突发入住急诊科后，子女拒绝将病人接走。“三甲医院本是以治疗为主的，却被部分人当成了康复所！”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学教研室副主任王岳教授看来，“钉子户”的产生与我国医疗纠纷的处理机制不无关系。针对发生医疗事故患者的救济途径少，医疗纠纷解决效率低下、公平性差，已成为“钉子户”和“医闹”现象愈演愈烈的主因。“实际上，这种极端行为反映出的，是患者对国家医保制度的不满、对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的失望，对损残后生活的不安……” 亟需政府积极疏导 “美国同样有医疗纠纷，却没有‘钉子户’和‘医闹’。实际上，他们约70%的医疗纠纷在患者走上法庭之前就已解决，原因就在于公正、高效的医疗纠纷救济机制。”王岳教授认为，尽管“钉子户”的行为损害医院利益，但我们不该一味谴责他们，光靠“堵”是治不了本的，政府应设计出疏导机制。 范关荣表示，“钉子户”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社会问题，政府应建立救助机制，避免其因无法交纳医疗费用而产生极端行为。他还强调，相关部门应顺畅双向转诊机制，多建一些康复机构，并依据病人经济情况减免费用。这样可以让病情稳定下来的危重病人及时出院接受专门的康复护理，为医院救治其他病人腾出空间和时间。 “医疗纠纷的相关法律也亟需修改。”刘鑫教授坦言，法律界人士对医疗纠纷案件普遍感觉是“雾里看花”。有些法律条文，如“医疗举证倒置”等均有不合理性。 “当然，能够预防‘钉子户’的发生是最好的了。”王岳认为，医院必须加强对医务人员的职业信仰教育和职业素质培养，重塑医患间的信任。只有有了信任，患者才不会像现在这样“鸡蛋里挑骨头”，而会包容、理解医方的一些错误。此外，我国亟待改变保险意识，建立无过错医疗意外保险制度。现有的“医师责任险”只能解决有医疗过错的行为，而对无医疗过错的患者却缺乏保护。 |
